据媒体报道，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近日表示，工薪个人所得税（最高税率）45%，已经太高了，比发达国家高得多。他建议将工薪收入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25%，同时减少税档、扩大级距。
中国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改革的地方太多，许善达的观点从这样一个片面而言，避重就轻了。虽然他表达了减少税挡、扩大级距的意思。而实践中的个人所得税，需要改革的需求和呼声，那就更大，公共政策改革的表达，应从社会大众的痛点入手。
先看看我国到底怎么征税的。这意味着按照许善达的表达，降低税率以后，月收入超过8万的人，所得税率可以大幅度降低。这对于
这意味着按照许善达的表达，降低税率以后，月收入超过8万的人，所得税率可以大幅度降低。这对于绝大多数收入一般的人和家庭来说，是完全无法享受到这样一种福利的。月收入8万，也就意味着年收入至少达到96万，如果加上年终和分红等等其他收入，破百万非常轻松，这样收入的人群确实凤毛麟角。
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改革而言，应该首先从绝大多数普通人，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能够改善现状的情形入手。如果照顾了极少部分高收入人群 的利益，即便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，也无法得到绝大多数社会大众的支持。
实际征税中也是如此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率中工资薪金所得为7级超额累进，但在实际纳税过程中后边3档税率很少用到，前面适用于大多数人的税率累进过快，累进水平分别达到3.33，2.61，1.81，而美国是1.5，1.81，1.37。这意味着，美国的三挡税率中，富人也确实不是最大的纳税贡献群体，但至少低收入人群不是。而我们税收的主体是享有少部分财富的大部分人，这样税率就不能很好发挥累进作用，越是收入高的群体对于纳税总体贡献越少。
再看一下另一个对比，美国个人所得税允许扣除家庭必须的生计费用、退休、医疗储蓄的个人缴费支出、高等教育支出、医疗费中个人缴费支出、州所得税、财产税、慈善捐助、住房贷款利息、家庭财产意外损失（除保险赔付外）、抚养孩子、托儿费、老年与残疾、高教奖学金、终身学习费等。
这一点对于社会公平性的把握不言而喻，对于收入越低的群体而言，用于生活基本支出的占比部分越大。而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家庭，比如孩子多，老人多，或者病人多的家庭来说，看起来公平的同等税负，对应于家庭之上的时候又变得不一样。更要命的是，这样限制了家庭对于基本生活开支的动力，限制了人们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可能。
对于因为基本生活压力而返贫的家庭而言，目前的主要路径有一部分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，一部分来自于社会支持。但如果从税收的源头入手进行解决，岂不是更好地办法。
从税收的立法角度而言，也鼓励了家庭可以更好地发展家庭，为长远做投资和付出。
更加不用说我国其他税率中隐藏着的个人缴纳部分。所以，我国税法的改革重头，应当是对普通收入的家庭，扩大级距，降低税率，尤其是面对育儿、养老、教育、医疗等等重负的家庭，从源头开始就在制度设计上稳定民心，让人敢于看病敢于教育。
保障绝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，提高他们的福祉，这应当是公共政策改革的核心出发点。